
在实践中,预备费存在提取规模整体偏小的问题。可以看到,在过去的二十年间,预备费提取绝对值水平是有所增长的,中央预备费从2003年的100亿元,逐步提升至2011年的500亿元,此后一直保持在规模;地方预备费则从2003年的450亿元逐步提升至2005年的640亿元,并在2011年跳升至950亿元。值得注意的是,2016年之后,预算报告中对地方预备费再没有额外说明。
那些留在家乡小城的亲戚和同学们,似乎更接近中产生活的典范,他们用不着忍受交通拥堵、水涨船高的房租和邻座同事装作不经意的炫耀。相反,他们享受着比例更加合理的房价,和更好的作息时间——新中产在地铁里寻觅空座的时候,他们已经快看完新闻联播了。对于中产来说,焦虑或许还来自于差距的缩小:工人和农民的孩子,不再需要奋斗18年才能去星巴克喝咖啡,只要12期的消费贷款,他们也能用上最新的iPhone Xs Max。
第三,防范风险是个永久的话题,但是更是一个制度建设的根本,重要的基础在于制度建设。所以我们中央企业要在化解风险,特别是汲取教训、举一反三上下功夫,把我们的制度建设更加扎实,特别是内控体系在针对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上下工夫,使得中央企业的发展是持续健康的发展。
这一现金管理举措,是新上任的所罗门计划的一部分。所罗门计划将高盛从交易和高端投行业务的根基,重塑为一家更加多元化的金融公司,更加关注现金管理、消费银行和大众市场财富管理等更为稳定的盈利来源。高盛首席财务官斯蒂芬-谢尔(Stephen Scherr)在上周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:“鉴于我们迄今所做的工作范围,我们正在转向许多领域的执行模式,在这些领域我们看到了一条通往机遇的清晰道路。”
3月24日,华大基因公告称,“公司近日收到华大投资的通知,华大投资自2018年10月16日减持计划公告日起至2019年3月22日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00万股,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%。”公告显示,尽管华大基因目前股价依然有70元左右,在2018年底的减持当中,二股东减持的价格甚至低于50元。减持后,华大投资目前的持股比例已经跌到13.72%。
“还得参与拿地。”6月21日刚参加完北京一场土地出让的某大型房企高管李明(化名)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。而在2018年4月,李明所在的企业面对是否应该拿地问题时,完全持相反看法。彼时,他所在的房企净负债率较高,且销售不达预期,于是主动收缩战线,减少参与土拍,专注于整理盘活现有的土地储备。